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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惠王二十四年（前653年）秋，代替郑文公出席‘宁母之会’的郑太子华，因为担忧自己的地位会被父亲郑文公所废黜，于是暗地里向齐桓公表忠心，请求齐桓公帮助自己铲除郑国掌权的‘泄氏、孔氏、子人氏’这三家大夫家族，帮助自己‘执掌郑之国政’；太子华还向齐桓公承诺——假如帮助自己掌权后，那么郑国一定与齐国结为同盟、自己将带领郑国成为齐国的属国和内臣，效忠齐桓公！

本来，齐桓公对郑太子华的主动效忠很是满意，并打算按照他的请求，出兵助其取得对郑国的控制权；但在得知实情后的齐国贤相管仲的干预和劝谏下，齐桓公权衡利弊，最终打消了支持郑太子华的念头，而是向太子华‘辞谢’，拒绝了他的‘输诚归附’的请求，随后还通知郑文公本人，请他另派使者‘会盟’，并将太子华带回国去（这样做的原因，也一并私下告诉了郑文公）。

得到齐桓公委托管仲传达来的消息后，留在新郑的郑文公恍然大悟，太子华这个逆子居然想‘作乱夺权’，那还了得！因此，怒火万丈的郑文公立即派人赶赴宁母，将太子华从会盟地“请回”了国内，然后将其与同母弟公子臧（太子华的支持者）都软禁在新郑，再也不予以重用。

当年冬季，在齐桓公的强烈要求下，郑文公另派使者前赴齐都临淄，重新和齐国单独订立了新的盟约，郑国就此（暂时）回归了以齐国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。

根据《史记.郑世家第十二》中，有关郑穆公（即前文所说的，郑文公宠妾燕姞所生的公子兰）的生平记载，郑文公在将太子华从宁母‘押解’回国后，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隐患，便将太子华与其同母弟公子臧诛杀，又杀了正室夫人所生的公子五人，然后把其他所有侧室媵妾所生的儿子全部赶出了郑国，到其他国家流亡。

年幼的公子兰（也就是日后的郑穆公）也是在这个时候被父亲郑文公给赶出郑国，辗转至晋国流亡；之后，长大成人的公子兰就在晋国出仕，先后侍奉晋献公、晋惠公、晋怀公、晋文公等四代晋侯，一度成为了晋国的大夫。

二十三年后，也就是周襄王二十二年（前630年），公子兰在以晋国大夫的身份，侍奉主君晋文公‘伐郑’的时候，被晋文公当做撤军的条件（以控制郑国），强迫郑文公立其为郑太子，从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国。

但据《左传.僖公十六年》中的记载，在太子华从宁母回国后的第九年，也即周襄王八年（前644年），郑文公才将软禁多年的太子华诛杀于新郑南里——‘十六年冬，十一月乙卯，郑杀子华’。

而随后的事情，倒是如同《史记》的记载一样——郑文公同时杀了宠爱的儿子五人，将其他庶子统统赶出了郑国，去其他国家流亡存身（《左传》还有记载，公子华被杀后，公子臧先是逃到宋国，苟延残喘七八年后，再被决心斩草除根的郑文公指使杀手诱出，杀于陈、郑交界之处，时间是鲁僖公二十四年，也就是前636年）。

郑穆公（公子兰）是有明确的生卒年月的，即周襄王三年至周定王元年（前649年-前606年）；如果按照《史记》中的说法，那么太子华被杀的时候（周惠王二十四年、前653年），公子兰都还没出生；而按照《左传》中的记载，太子华经过九年的软禁，于周惠王二十四年（前653年）被父亲郑文公诛杀时，公子兰已经出生。

因此，虽然在周惠王二十五年时，公子兰虽然只有五岁而已，但也是符合史实的，此后被父亲郑文公驱逐出国之事，也能合乎史料记载的逻辑；而不是如《史记》记载，在他出生前四年，就因为异母兄太子华的犯事，而“被迫奔晋”了。

由上所述——根据郑穆公的生平事迹，和《左传》中的记载，可以断定：出卖国家、谋夺社稷的郑太子华，确实是在宁母做出‘投效’齐桓公的举动、且失败之后，被得知内情、怒火万丈的父亲郑文公抓捕回国，又软禁了九年之久，然后才被郑文公所诛杀的。

就在齐桓公发起宁母之会同一年的闰十二月，在位二十五年的周惠王在雒邑王都驾崩；而此处不直接以历法纪年来记录周惠王驾崩日期的原因是——周惠王的驾崩时间，《史记和《左传》各有不同记载：《史记》记载的是周襄王二十五年（前652年），周襄王驾崩；《左传》则记载鲁僖公七年（前653年），周天子驾崩。而产生两种史书中，周惠王驾崩时间对不上的原因，是《左传》采用‘十月为岁首’的历法，太史公《史记》成书时，采用的是‘正月为岁首’历法，这里用《左传》中的记载，但就不另附‘公元历’了。

虽然周惠王在生前一直想要废黜太子郑的储位，改立宠爱的王子带为新太子，但在齐桓公和他所召集的诸侯们的干预、反对之下（首止之盟），太子郑总算保住了王室储君的地位；可周惠王驾崩后，太子郑依旧忌惮弟弟王子带会趁机发起作乱，于是秘不发丧，而是立即向齐桓公私下发出求告的消息，请齐桓公再帮自己一把，助自己顺利地继位。

得到了太子郑的秘密求援信后，齐桓公马上召集鲁僖公、宋桓公、卫文公、许僖公、曹共公、陈世子款等诸侯，和王室使者（也就是太子郑的亲信）在洮地紧急召开会议，商谈安定王室、辅佐太子之事，即‘洮之会’。

郑文公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也主动向齐桓公请求与会，以此表示对王室的尊崇（其实是表示对齐桓公的信服和敬畏）。

因为“诸侯霸主”齐桓公已经公开表态支持太子郑继位，还特地为此召开盟会、会合诸侯，对太子郑表示全力拥戴；所以，王子带及其党羽亲信们也没办法再以武力发起叛乱、夺取王位（实在是打不过齐桓公），只得暂时偃旗息鼓、以待将来。

在齐桓公的大力支持和以实力为后盾的站队下，太子郑终于得以顺利继承天子之位，即周襄王。

虽然周惠王在齐桓公的帮助下，有惊无险地继承了王位，但其弟王子带绝不甘心就此轻易地放弃近在迟尺的‘天子’之位；之后的若干年中，王子带（这时候已经叫‘太叔带’了）先后发动了两次叛乱，最后成功将周惠王给赶出了雒邑王都，一度篡夺了王位。

周襄王元年（前651年）夏，因为得到了齐桓公的鼎力支持才坐稳了王位的周襄王，为了回报齐桓公的襄助恩德，于是特地派出王室使者——周公宰孔，携带自己继位时到太庙拜祭文王、武王所用的胙肉，以及彤弓矢（红色弓箭）、大路（车驾）等尊贵的礼物，赶往齐国拜见齐桓公，并代表自己将这些虽然价值一般，但象征意义非凡的赠礼赐予齐桓公，以表达心中的无限感激之情。

得到了周天子将要派出使者给自己送来无上荣耀的胙肉赏赐消息后，齐桓公当即决定利用这个绝佳机会，将自己‘尊王攘夷’、维护周礼宗法秩序的思想贯彻到所有的诸侯盟友中，也以此巩固自己的‘诸侯霸主’地位。

因此，齐桓公选择了位于齐、鲁、宋、晋四国交界之地的葵丘（原河南民权、兰考境内，今山东曹县邵庄镇）再次召开会盟，并举行隆重的仪式迎接‘王使’的到来。

在齐桓公的召唤（其实就是号令）下，鲁僖公、宋襄公、卫文公、郑文公、曹共公、许僖公等诸侯国君齐聚葵丘，以迎接‘王使’的名义举行了空前隆重的盟会，史称‘葵丘会盟’。

当周公宰孔抵达葵丘、会盟正式召开时，齐桓公高居于早就修筑好的会盟台之上，接受诸侯们的参拜；周天子的代表周公宰孔则站在高台一侧的土堆上，象征性地举着周襄王所赐的祭祀胙肉（一部分而已，太多了举不动；彤弓矢、大路车驾同时放在一旁），面对高台上的齐桓公宣读天子周襄王的王命：

“天子登基，祭祀文王、武王，现在派遣我前来，把祭祀胙肉赐给伯舅（姜齐始祖太公望是周武王正妻邑姜之父、周成王外祖父，姜齐第二代齐侯齐丁公就是周成王的舅舅；所以历代周天子都尊称齐丁公之后的每一代齐侯为‘伯舅’），以嘉伯舅夹辅王室之功。”

虽然已经是诸侯中的最强者，但齐桓公对周天子特意授予的赏赐，和代表天子的‘王使’不敢稍有怠慢，当即准备走下台阶，恭敬地接受周天子的赏赐后，再隆重拜谢致礼（以示‘尊王’，然后以此荣耀来完成‘攘夷’）。

宰孔在来葵丘之前，就曾受过周襄王的嘱咐，让他不要用平常的礼仪和齐桓公会面，并一定要在诸侯们的面前给足齐桓公面子，以表达周襄王‘酬伯舅之庸’的感激心情。

于是，宰孔马上恭敬地向准备走下台阶的齐桓公回礼，劝阻齐桓公说：

“天子有命，伯舅是王室耆老、且年事已高，又有辅佐王室的大功，特赐功一级，受礼后不必下阶拜谢。”

齐桓公自然不肯接受天子的额外赐礼（那样就显得太没风度和太骄狂了），当即回复宰孔说：

“天子的威严，就在诸侯们的面前，臣小白（齐桓公名小白）岂敢轻易接受天子的额外恩赐，而不下阶拜谢王命呢？不依照礼制下拜天子，就是不遵从礼法，臣唯恐会因此从诸侯的位置上跌落下来，同时也给天子带来羞辱。”

于是，齐桓公坚持从会盟台上降阶走下来，恭恭敬敬地接受了周公宰孔代表周天子所赏赐的胙肉，然后重新登上高台，向诸侯们示意接受了胙肉。以此‘授受王礼’为标志，齐桓公的霸业得到了周天子的完全承认，而齐桓公的‘诸侯霸主’地位，也名正言顺地建立；‘葵丘会盟’，是齐桓公一生霸业的巅峰。

敬谢了天子的使者、接受了天子的赐礼后，齐桓公与诸侯们正式举行了会盟，并提出五项盟誓：

其一、毋雍泉——会盟诸国不能在本国内对水流任意实施截流、造坝、蓄水，而使下游的国家取水不足；

其二、毋讫籴——饥荒之年时，各会盟国不能故意囤积粮食以居奇，必须平价粜出；

其三、毋易树子——已经正式册立的太子，没有过错的话，不能随便更换；

其四、毋以妾为妻——诸侯正妻之位因故空缺时，不能将媵妾、侍妾扶立为正妻；

其五、毋使妇人与国事——这里要特别说明，不是说不让女人参与国家大事（这一条放到现在，就有挑拨性别对立、歧视的嫌疑），而是不允许诸侯的后宫女眷，包括君太夫人、君夫人、侧夫人、侍妾等人干涉国事；这也是延续到后世的宗法原则。

关于葵丘之盟中，齐桓公所提出的五项盟誓，《春秋榖梁传》记载的就是上面的内容，而《孟子.告天下》篇中的记载却有所不同（不涉及本次文章主意，就不详细介绍了）；最权威的《左传.僖公九年》，却一反常态地没有任何文字记录，只记载了齐桓公在面对天子使者的代赐时，‘下、拜、登、受’的全过程。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，我也不知道，就不再展开猜测、推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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